古代波斯

多语言的帝国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兴起于公元前550年前后：当时，波西斯（今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省）的统治者居鲁士二世（大帝）击败了米底人。此后居鲁士又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并于公元前539年攻占巴比伦；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又将埃及纳入版图。在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治下，帝国的疆域从埃及和爱琴海延伸到印度河流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这个帝国没有单一的国家语言。王室铭文通常要刻三遍，分别用古波斯语、埃兰语和巴比伦语，在埃及还要加上象形文字。波斯本土的官署主要用埃兰语记录档案，而各行省之间的书面往来则使用阿拉姆语。波斯语本身虽是统治家族的语言，却很少形诸文字，而且几乎只见于王室纪念性建筑。

古波斯语

古波斯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支。它是留下连贯文本的两种古伊朗语之一（另一种是阿维斯陀语），与梵语关系密切。说这种语言的人称之为 ariya，意为“雅利安的、伊朗的”；伊朗这个名称也来自同一个词。古波斯语、中古波斯语和现代波斯语是同一种语言的三个阶段。

古波斯语文本数量很少，主要是从大流士一世到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公元前6—前4世纪）的王室铭文，发现于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亚美尼亚和埃及。最后几位阿契美尼德国王的铭文与大流士时代的语言差别很大，因此被称为“前中古波斯语”。古波斯语从与之亲缘相近、却没有留下任何文本的米底语中借用了许多词：“马”在古波斯语中是 asa，但铭文中也出现了米底语形式 aspa。

贝希斯敦：一面岩壁上的三种语言

公元前522年，冈比西斯二世死后各地爆发叛乱，大流士一世在动荡中登上王位。据他自己记述，他在一年之内同那些自立为王的首领打了十九仗。他命人将自己对这些事件的说法刻在贝希斯敦（今称比索通；古伊朗语 *Bagastāna，希腊语 Bagistanon，意为“神（众神）之地”）的石灰岩崖壁上，位于从巴比伦通往埃克巴坦那的古道上方约一百米处。铭文约15 × 25米：古波斯语文本分五栏，共414行，巴比伦语文本112行；埃兰语文本刻了两遍，留存下来的较晚副本分为三栏。

这篇文本原本是要在整个帝国流传的。在埃及发现了一份大流士二世时期写在纸莎草上的阿拉姆语译本。对于楔形文字的破译，贝希斯敦所起的作用与罗塞塔石碑之于象形文字大致相当；亨利·罗林森如何临摹这篇铭文、人们又如何借助它读懂巴比伦语，见“苏美尔与阿卡德”页面。

为波斯语创制的新文字

古波斯文字看上去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却是另一套体系。这些符号刻在石头上，数量只有几十个：36个表音符号、8个语标（表示整词的符号，可用可不用）、一个斜向的分词符以及数字。符号的形状和音值都不是从巴比伦文字借来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文字是有意创制的新体系。书写方向从左到右。

这种文字何时创制、由谁倡议，至今仍有争议。在贝希斯敦（第四栏第88—92行），大流士说他命人“以雅利安语”制作了这篇铭文（这句话在埃兰语版本中完整保存）；许多学者认为这指的是波斯文字的创制，但这段话很难解读。帕萨尔加德以居鲁士二世名义刻写的短铭文，以及哈马丹出土的以大流士先祖名义刻写的铭文，大多被认为是后来在大流士时期制作的。另一种观点（吕迪格·施密特）则认为，创制这种文字的工作早在居鲁士时期就已开始。

这种文字几乎只用于王室铭文；最后使用它的国王是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公元前4世纪）。在日常行政文书中，迄今只知道波斯波利斯出土的一块泥板上有一条孤立的古波斯语记录。

官吏用埃兰语和阿拉姆语书写

1933年3月，恩斯特·赫茨菲尔德率领的芝加哥大学考古队在波斯波利斯东北部城墙的两个房间里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泥板及其残片。这批“城防档案”涵盖公元前509—前493年（大流士在位第13至28年），记录了谷物、葡萄酒、啤酒、水果和牲畜的交付，以及发给劳工、祭司和旅人的口粮。其中埃兰语记录超过15000份，阿拉姆语记录不足1000份，约5000块泥板上只有印章印痕；希腊语、古波斯语、巴比伦语和弗里吉亚语的泥板各发现一块。理查德·哈洛克于1969年刊布了2087块埃兰语泥板，档案的整理研究至今仍在继续。

埃兰语是伊朗西南部一个古老王国的语言，与任何已知语言都没有得到证实的亲缘关系。埃兰语和阿拉姆语泥板中出现的伊朗人名和词语，是研究古波斯语及其他古伊朗方言最丰富的间接资料之一。

然而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主要的书面语言是阿拉姆语。早在亚述帝国时期，它就已成为通用语，阿契美尼德王朝则在从埃及到巴克特里亚的官方通信中使用它。留存下来的文本大多出自埃及，例如驻有军队的尼罗河象岛：有契约、书信，也有文学作品，如《智者阿希卡尔的故事》。

中古波斯语与源自阿拉姆字母的文字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攻占波斯波利斯，宫殿付之一炬；城防档案则在坍塌的墙体下保存了下来。继亚历山大的继业者塞琉古王朝之后，统治伊朗的是帕提亚人（阿萨息斯王朝），从公元224年起则是萨珊王朝——他们和此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一样出身于波西斯。萨珊帝国的语言是中古波斯语，它是古波斯语的直系后裔，语法要简单得多。

楔形文字已不再使用。伊朗诸语言改用源自阿拉姆字母的文字书写，这些文字统称巴列维文。其中许多常用词写成阿拉姆语，却按伊朗语来读：阿拉姆语的 𐡌𐡋𐡊𐡀 malkā“王”，萨珊王朝在铭文中写作 𐭬𐭫𐭪𐭠（MLKA），读音却是 šāh；“面包”一词写成阿拉姆语的 LḤMʾ，读作 nān。这类词称为训读词（heterogram，中古波斯语 huzwārišn），类似于阿卡德语和赫梯语中的苏美尔语符。

最重要的萨珊铭文是沙普尔一世记述他与罗马交战的铭文，刻在纳克什-鲁斯塔姆的琐罗亚斯德天房（Kaʿba-ye Zartosht）塔壁上，发现于1936—1939年。它和贝希斯敦铭文一样是三语铭文，只是语言不同：中古波斯语（35行）、帕提亚语（30行）和希腊语（70行）。沙普尔在铭文中还声称，他亲手俘获了罗马皇帝瓦勒良。

《阿维斯陀》：数百年后才写定的圣典

《阿维斯陀》是琐罗亚斯德教圣典的汇编，用第二种古伊朗语——阿维斯陀语写成。其中最古老的部分是相传为琐罗亚斯德本人所作的《伽萨》，在语言上与印度的《梨俱吠陀》非常接近。其年代存在争议：较早的学术观点将其定在公元前6世纪，而如今占上风的看法是公元前2千纪或公元前1千纪初。

这些文本口耳相传了数百年，直到萨珊时期——大约在公元5或6世纪——才被写定，为此还专门创制了一种文字。这种文字以书本巴列维文（Book Pahlavi）为基础，但有53个字符，并且与巴列维文不同，它准确地记录元音，以便正确诵读圣典，例如 𐬀𐬵𐬎𐬭𐬀 ahura“主”。书写方向从右到左。

萨珊时期的《阿维斯陀》已经失传，只有礼拜仪式中使用的部分留存下来，现存最古老的抄本年代为1323年。把《阿维斯陀》介绍给欧洲的是亚伯拉罕·亚森特·安克蒂尔-杜佩龙，他从帕西人（印度的伊朗裔琐罗亚斯德教徒）那里获得了抄本，并于1771年出版了法文译本。

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新波斯语

651年，萨珊帝国被阿拉伯军队灭亡，阿拉伯语成为宗教和行政的语言。但波斯语并没有消失。从9世纪起，它改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并增补了表示阿拉伯语所没有的音（p、č、ž、g）的字母。波斯语借入了大量阿拉伯语词——据约翰·R.佩里估计，约占日常词汇的五分之一——但在语法和核心词汇上，它延续的是中古波斯语。巴列维文只在琐罗亚斯德教宗教文献中保存了下来。

新波斯语诗歌在9至10世纪伊朗诸王朝的宫廷中兴起。977至1010年间，图斯的菲尔多西用诗体重述了伊朗诸王的历史，写成《列王纪》（“诸王之书”），这部史诗有五万多联对句。他依据的是一部散文本，而这部散文本在很大程度上译自萨珊时期的中古波斯语编年史《王书》（Khwaday-Namag）。此后，波斯语成为从安纳托利亚到印度的文化和政治语言。如今约有1.3亿人说波斯语；在伊朗（法尔西语）和阿富汗（达利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在塔吉克斯坦用西里尔字母书写。

从波斯一侧入手的破译

早在17世纪，欧洲就已知道波斯波利斯的楔形文字铭文。让·夏尔丹（1711年）和卡斯滕·尼布尔发表了忠实的摹本；尼布尔于1765年到访波斯波利斯（摹本于1778年出版），他在铭文中区分出三种不同的文字。其中最简单的一种只有几十个符号，那就是古波斯文字。

1802年，弗里德里希·明特推测，一组反复出现的符号意为“王”。同年，哥廷根的中学教师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宣布，他在铭文中找到了大流士、其父希斯塔斯普和其子薛西斯的名字。他假定阿契美尼德铭文的格式与萨珊诸王的铭文相同（“某某，伟大的王，王中之王，某某之子”），而后者此前已由安托万·伊萨克·西尔韦斯特·德萨西释读。他只正确确定了八个符号的音值，学界也没有接受他的成果。直到1823年才得到证实：商博良（Champollion）释读了一只雪花石膏瓶上带有薛西斯名字的象形文字铭文，安托万-让·圣马丁则证明瓶上的楔形文字版本包含同样的词语。

破译工作由欧仁·比尔努夫、克里斯蒂安·拉森和亨利·罗林森完成；罗林森于1846—1847年发表了贝希斯敦铭文古波斯语文本的全文。此后，古波斯语成为解读埃兰语和巴比伦语版本的钥匙，进而成为破译整个楔形文字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