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人与阿拉姆人

两种相邻的语言

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同属西北闪米特语支。希伯来语属于迦南语群，与腓尼基语和摩押语关系密切。它通行于铁器时代（约公元前1200—前586年）的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阿拉姆语自成一支。它是阿拉姆人的语言；约公元前1000年，阿拉姆人在今叙利亚境内和美索不达米亚边缘统治着一连串小王国，其中有大马士革、哈马和亚珥拔。

两种语言在希伯来圣经中相遇：圣经大部分以希伯来语写成，《但以理书》和《以斯拉记》的部分章节则以阿拉姆语写成。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之后以及波斯时期，阿拉姆语进入犹太人的日常生活；至于它取代希伯来语的速度有多快，至今仍有争论。罗马时期，某些圈子里仍有人说希伯来语。希伯来语作为日常语言很可能在公元200至400年之间消亡，即巴尔·科赫巴起义（132—135年）失败之后，但它始终是祈祷、学术和文学的语言。

最早的希伯来语铭文

基色历被认为是最早的希伯来语文本之一。这是一块软石灰岩板，1908年由爱尔兰考古学家R. A. 斯图尔特·麦卡利斯特（R. A. Stewart Macalister）在耶路撒冷以西的基色发现。它通常被定为公元前10世纪，但由于当年的发掘没有按地层进行，年代并不确定。其语言同样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希伯来语的一种北方方言，也有人认为是腓尼基语。它并不是真正的历法，而是按月份和双月排列的农事清单：收获、播种、收割大麦、修剪葡萄藤、夏季果实。

西罗亚铭文刻在耶路撒冷一条隧道的岩壁上，这条隧道把基训泉的水引到西罗亚池。1880年，建筑师康拉德·希克（Conrad Schick）的一名十六岁学生发现了它。铭文共六行，描述石匠如何从两端开凿隧道：还剩三肘时，他们听见了对面那一队人的声音，随后“镐对着镐”相遇，于是水流了1200肘。根据字母形态，铭文被定为约公元前700年。这条隧道通常被认为与犹大王希西家有关，但铭文并未提到任何君主。1890年，铭文被从岩壁上凿下，碎成数块；现藏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王者之碑：米沙碑与但丘碑

摩押王米沙的石碑约立于公元前840年，是黎凡特南部所发现的最长的铁器时代铭文：一块约一米高的玄武岩上刻有34行文字。它以摩押语写成，这种语言与希伯来语非常接近，所用字母也与古希伯来字母相近。米沙讲述以色列王暗利及其儿子长期欺压摩押，直到基抹神帮助他摆脱了他们的统治；碑文还提到了YHWH的器皿。1868年，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克莱因（Frederick Klein）在底本（今约旦的济班）发现了这块石碑。次年，当地贝都因人把它砸碎；考古学家夏尔·克莱蒙-加诺（Charles Clermont-Ganneau）后来借助砸碎前不久拓下的纸模（squeeze），把碎片拼合起来。自1873年起，石碑藏于卢浮宫。

1993年和1994年，亚伯拉罕·比兰（Avraham Biran）的团队在以色列北部的但丘发现了一块玄武岩石碑的三块残片，上面是用腓尼基型字母书写的古阿拉姆语铭文。立碑者很可能是大马士革王哈薛，时间在公元前9世纪末。胜利者夸耀自己击败了以色列王和“大卫家”的王，即bytdwd（𐤁𐤉𐤕𐤃𐤅𐤃）。多数学者接受这一读法，认为该铭文是圣经以外最早、获得广泛承认的关于大卫王朝的记载；少数人对此有异议，因为byt“家”和dwd之间没有分词符。

但丘碑发现之后，法国铭文学家安德烈·勒梅尔（André Lemaire）于1994年提出，米沙碑残损的第31行也应读作“大卫家”。这一读法有争议：2019年发表的一种解释更倾向于读作人名巴勒。

从腓尼基字形到方体字母

公元前10—前6世纪，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使用古希伯来字母书写，这是由22个辅音字母组成的腓尼基字母的一种地方变体。公元前6—前5世纪，在巴比伦之囚和波斯统治期间，犹大人逐渐改用波斯官署的阿拉姆字母。到约公元前3世纪，它发展成希伯来方体字母，希伯来语至今仍用它书写。《塔木德》（《公会篇》21b—22a）称之为ktav ashuri，即“亚述字体”，并记载了一种说法：这种字体是从亚述带来的。

不过古希伯来字母并未完全消失。死海古卷中有若干托拉经卷是用它写的，例如第11号洞穴出土的《利未记》经卷；巴尔·科赫巴起义者铸造的钱币上也用它铭刻文字。撒玛利亚人把它发展成撒玛利亚字母，至今仍在使用。今天以色列的一谢克尔硬币上，仿照波斯时期的钱币，用古希伯来字母铸有𐤉𐤄𐤃一词，即Yehud（犹大）。

阿拉姆语：帝国的语言

阿拉姆语的传播远远超出了阿拉姆诸国的范围。公元前9—前8世纪征服这些国家的新亚述帝国在行政中采用了阿拉姆语，于是被征服者的语言成了整个帝国的通用语。随后的新巴比伦帝国沿用了它，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用它管理从埃及到巴克特里亚的疆域，正如介绍波斯的页面所述。学者把这种统一的官方语言形式称为帝国阿拉姆语。

阿拉姆语如何逐渐成为外交语言，可以从圣经关于公元前701年亚述围攻耶路撒冷的记载中看出：犹大的官员请求亚述使者用他们听得懂的阿拉姆语同他们说话，不要当着城墙上百姓的面说犹大话（《列王纪下》18:26）。按照这段记载，当时耶路撒冷的普通百姓听不懂阿拉姆语。

在耶稣的时代，犹地亚和加利利的犹太人大多说阿拉姆语；希伯来语是礼拜和学术的语言，在某些圈子里仍有人说。按照主流观点，耶稣说的是阿拉姆语的加利利方言。用希腊语写成的福音书保留了他说过的几句阿拉姆语，例如talitha kum，“闺女，起来”（《马可福音》5:41）；至于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也使用希伯来语或希腊语，仍有争论。《塔木德》的大部分内容和塔古姆（圣经的阿拉姆语译本）也是用阿拉姆语写成的。

阿拉姆语并没有消亡。亚述基督徒、库尔德犹太人和曼达派教徒至今仍说新阿拉姆语，在叙利亚的马卢拉镇及其邻近的两个村庄，穆斯林和基督徒都说这种语言。其中最大的两种，苏雷特语（亚述新阿拉姆语）和图罗尤语（Surayt），各有约25万使用者。所有新阿拉姆语都是濒危语言。

死海古卷

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间，贝都因牧人（其中有穆罕默德·迪卜，Muhammed edh-Dhib）在死海西北岸库姆兰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装有经卷的陶罐。到1956年，贝都因人和考古学家已在这一地区探查了十一个洞穴，从中出土了981种不同抄本的残余。其中大多数是小碎片；接近完整的经卷不到十二卷。

这些经卷的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约40%是后来希伯来圣经各卷的抄本，约30%是当时其他犹太著作，其余是某个宗教团体的文本，按主流观点是艾赛尼派。大多数用希伯来语以方体字母写成，一些用阿拉姆语（例如《创世记外传》），少数用希腊语。现在几乎全部收藏于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的圣书之龛；少数（其中包括铜卷）藏于安曼的约旦博物馆。

以赛亚大卷

最著名的经卷是第1号洞穴出土的以赛亚大卷（1QIsaᵃ）：17张羊皮纸缝成一条长约7.34米的长卷，共有54栏文字。除少量受损部分外，它包含整部《以赛亚书》，根据笔迹判断，年代约为公元前125—前100年。这使它比发现之前已知的希伯来语《以赛亚书》抄本早了大约一千年。

它的文本与后来的马所拉文本大体一致，但有2600多处不同。大多是细小差异：拼写、词序、单复数。抄写者用字母vav和yod表示元音的次数比马所拉文本更多。1954年，考古学家伊加尔·亚丁（Yigael Yadin）为以色列买下了这卷经卷。

马所拉学者与元音符号

希伯来文字只记录辅音，至多用字母alef、he、vav和yod表示元音。只要希伯来语还是活的语言，这就足够了。一旦它不再是母语，就必须用别的办法确保圣典的正确读法。这项工作由马所拉学者完成，他们是7至11世纪活跃于提比利亚、耶路撒冷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学者和抄写者。他们在字母上下加上点和短画（尼库德，niqqud）以及重音符号，这些符号只是附加在文本上，并不改动文本；他们还在页边写下关于拼写的注释，即马所拉注（masorah）。在几种体系中，提比利亚体系最终胜出。

提比利亚传统的典范是阿勒颇抄本。约920年，抄写者什洛莫·本·布亚阿（Shlomo ben Buya’a）抄写了它的辅音文本，提比利亚马所拉学者中最杰出的亚伦·本·摩西·本·亚设（Aaron ben Moses ben Asher）加上了元音符号、重音符号和马所拉注。迈蒙尼德也承认它具有权威性。近六个世纪里，这部抄本一直保存在阿勒颇的中央犹太会堂。1947年的反犹骚乱中会堂被纵火焚烧；1958年抄本运抵以色列时，估计原有的487叶只剩下294叶，托拉的大部分已经缺失。缺失的书叶下落不明。因此，现存最古老的完整希伯来圣经抄本是11世纪初的列宁格勒抄本。

阿拉姆字母的后代

阿拉姆字母随阿拉姆语一同传播，它的各种地方形式又衍生出一整个文字家族。以佩特拉为都城的纳巴泰人从公元前2世纪起用自己的字体书写阿拉姆语；按主流观点，他们的口语是阿拉伯语。阿拉伯字母于公元4世纪起由纳巴泰草书发展而来。在叙利亚沙漠中的巴尔米拉，人们使用巴尔米拉字母；已知铭文3000多篇，年代从公元前44年到公元274年。

影响最大的后代是叙利亚字母。叙利亚语是埃德萨（今土耳其的尚勒乌尔法）的阿拉姆语方言，自公元1世纪起用这种字母书写，后来成为东方基督教大部分地区的语言；其基本文本是名为别西大（Peshitta，意为“简明本”）的圣经译本。叙利亚传统的基督徒把它一直带到印度和中国。叙利亚字母有三种主要形式（福音体Estrangela、西部的塞尔托体Serto和东部字体），用点或者（在西部）用缩小的希腊字母标示元音。

曼达字母也源自阿拉姆字母，回鹘文和蒙古文经由粟特文也是如此。伊朗的巴列维文和印度的佉卢文延续了波斯官署的阿拉姆字母，正如介绍波斯和印度的页面所述；印度的婆罗米文是否也源自阿拉姆字母，尚有争议。

希伯来语重新成为口语

希伯来语在古代晚期已不再是母语，但一直有人用它书写。数百年间，犹太人用它写祈祷文和宗教诗歌、法律和哲学著作以及书信，并用它在母语各不相同的社群之间交流。18—19世纪，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重新拾起了它：启蒙运动的作家们想用圣经希伯来语创作现代文学，却苦于缺少表达当代世界的词语。

希伯来语作为口语的复兴与埃利泽·本-耶胡达（1858—1922）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据传，他还在巴黎时就和朋友们用希伯来语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对话；1881年他迁居耶路撒冷。他在家里只说希伯来语；他的儿子伊塔马尔·本-阿维（生于1882年）常被称为现代希伯来语的第一个母语者。本-耶胡达出版希伯来语报纸，创造新词，并着手编纂一部希伯来语大词典。

然而，一个人单枪匹马复兴一种语言的说法过于简单化了。据本-耶胡达本人所述，他到达十年之后，耶路撒冷只有四户人家只说希伯来语。起决定作用的是移民农业定居点的学校：那里从19世纪80年代起用希伯来语授课，孩子们把希伯来语当作自己的语言。1913年，“语言之战”围绕海法未来的理工学院用德语还是希伯来语教学达到高潮；1922年，希伯来语成为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三种官方语言之一。其发音以塞法迪传统为基础。今天希伯来语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使用者约900万，其中约500万人以它为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