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

公元前3千纪，在印度河及其支流的流域，即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矗立着一座座城市，有规整的街道、排水沟和烧砖房屋。所谓哈拉帕文明以哈拉帕遗址命名，约在公元前2600年至前1900年达到鼎盛。已知最大的城市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以及位于今古吉拉特邦的朵拉维拉。它的贸易远达美索不达米亚，那里也发现了带有其符号的印章。

直到20世纪20年代，印度考古调查局才认识到这些遗址的重要性。达亚·拉姆·萨尼（Daya Ram Sahni）在哈拉帕进行发掘，R. D. 巴纳吉（R. D. Banerji）于1922—1923年认识到摩亨佐-达罗的古老，1924年9月，考古调查局局长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宣布发现了一个未知的文明。

无人能读的铭文

哈拉帕文明留下了约四五千件带铭文的器物。大多数是边长2—3厘米的小方印，上面刻着一只动物，最常见的是所谓的“独角兽”（可能是侧面画的公牛），上方有一段简短的铭文。已辨认出约400个不同的符号（视符号表而定，从不足400个到600多个不等），这对于纯表音文字来说太多了，因此通常认为这套系统是表词-音节文字，既有表示词的符号，也有表示音节的符号。大多数铭文从右向左读。最引人注目的一则来自朵拉维拉：十个用石膏制成的大符号，原本镶嵌在一块长约3米的木板上，发现于北城门的一个侧室中。

破译面临三重障碍。铭文非常简短，平均约五个符号。它们所记录的语言不明：最常见的提议是一种早期达罗毗荼语（阿斯科·帕尔波拉、伊拉瓦塔姆·马哈德万以及尤里·克诺罗佐夫领导的苏联团队），但尚未得到证实。而且没有像打开埃及象形文字之门那样的双语铭文。2004年，史蒂夫·法默（Steve Farmer）、理查德·斯普罗特（Richard Sproat）和迈克尔·维策尔（Michael Witzel）更进一步，认为这些符号根本不记录语言，而是一套非语言的符号系统。帕尔波拉等人驳斥了他们的论点，但争论尚无定论。印度河文字没有收入 Unicode，因此这里只通过照片展示。

吠陀：不靠文字的圣典

印度-雅利安诸语言最古老的形式是吠陀梵语。其主要典籍是《梨俱吠陀》，收录颂诗1028首，分为十卷（maṇḍala），共约10600节。这些颂诗的年代通常定为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更精确的年代无法确定。印度-雅利安语词汇最早的书面证据并非来自印度，而是来自近东的米坦尼王国（约公元前1450—前1350年）：其国王的名字、驯马的专业术语，以及在公元前14世纪一位赫梯国王与一位米坦尼统治者订立的条约中被呼请为见证的诸神密多罗、伐楼拿、因陀罗和那娑底耶。

吠陀文献由师傅传给弟子，口头流传了许多世纪。它们同时以几种方式被记诵：连续诵读（saṃhitāpāṭha）、逐词诵读（padapāṭha）以及其他排列方式，因此一种形式中的错误可以通过与另一种形式对照而发现。保存下来的不仅是词语，还有口语早已失去的声调重音。《梨俱吠陀》最初何时被写下来尚不清楚；据迈克尔·维策尔说，已知最古老的写本来自尼泊尔，年代约为1040年。浦那班达卡东方研究所收藏的三十部《梨俱吠陀》写本于2007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波你尼与“精炼”的语言

梵语的古典形式由名为《八章书》（Aṣṭādhyāyī）的语法确立，作者是波你尼（Pāṇini）。据传统说法，他来自次大陆西北部犍陀罗的娑罗睹逻（Śalātura）。他的年代有争议：各种估计从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不等，许多学者根据他提到的钱币，倾向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他用3959条简练的规则（sūtra）描述了这种语言的语音、词形和构词，其系统性之强，使他的著作被视为整个语言学的巅峰之一；伦纳德·布龙菲尔德明确称赞并借鉴了他的方法；他对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影响有多大，则有争议。

“梵语”（Sanskrit）一词，संस्कृत saṃskṛta，意为“精炼的、雕琢过的”，与表示民间口语的 प्राकृत prākṛta（“自然的、通俗的”）相对。两千年来，梵语一直是宗教、学术和文学的语言，正如拉丁语在欧洲一样。

1786年，法官兼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加尔各答的亚洲学会上指出，梵语与希腊语和拉丁语关系极为密切，三者必定“出自某个共同的源头，而这个源头或许已不复存在”。在他之前已有人注意到这些相似之处，但他的论述最为著名，并推动了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和对印欧语系的描述。

俗语：日常口语

在梵语之外，人们说的是中古印度-雅利安诸语言，统称为俗语（Prakrit）。它们与梵语的区别在于有规律的音变：辅音丛被简化或变成双辅音，因此梵语的 dharma（“秩序、法、教义”）变成 dhamma，karma 变成 kamma，sūtra 变成 sutta。

中古印度-雅利安语最早的证据是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铭文，以及巴利语最古老的层次。巴利语是上座部佛教经典的语言，至今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仍作为神圣语言使用。最古老的耆那教文献用半摩揭陀语（Ardhamagadhi）写成，《七百咏》（Gāhā Sattasaī）这样的抒情诗用马哈拉施特拉俗语创作，而在梵语戏剧中，妇女和地位较低的角色通常说俗语。在西北地区，人们书写犍陀罗语。俗语经由一个称为阿波布朗舍（Apabhraṃśa）的晚期阶段，演变出现代印度-雅利安诸语言，其中包括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马拉地语和古吉拉特语；今天约有8亿人说印度-雅利安语言。

阿育王铭文

撇开印度河符号不论，印度最古老的、年代确凿的书面记录，是奉孔雀王朝阿育王之命镌刻的。阿育王约在公元前268年至前232年统治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血腥征服羯陵伽之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转向了“法”（Dharma）和佛教，并下令在帝国各地的岩石和石柱上刻了三十多则铭文。他称之为 dhaṃma lipi，即“法敕”。铭文劝导人们遵守道德、宗教之间相互宽容和爱护动物，国王在铭文中自称 Devānampiya Piyadasi，即“天爱喜见王”（“众神所爱、慈眼看人者”）。

这些铭文用俗语写成，在帝国大部分地区使用婆罗米文。书吏会根据当地口语调整文本：例如东部版本中用 l 代替 r（lājā 代替 rājā，“国王”）。在西北地区，即今巴基斯坦的沙赫巴兹加尔希（Shahbazgarhi）和曼塞赫拉（Mansehra），同样的敕令用佉卢文书写，而在今阿富汗的坎大哈，阿育王下令用希腊文和阿拉姆文刻写铭文。“天爱”确实就是阿育王，这一点直到1915年才由印度南部马斯基（Maski）的一则同时写有他名字的铭文所证实。

婆罗米文：自带 a 的辅音

婆罗米文从左向右书写，是一种元音附标文字，即每个辅音符号同时带有元音 a 的文字：𑀓 读作 ka。其他元音则用附加在辅音上的笔画或钩来表示（𑀓𑀺 ki，𑀓𑀼 ku）；独立元音符号只用于词首或另一个元音之后。这种文字的起源有争议。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仿照一种闪米特文字（最可能是阿拉姆文）创制的，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它起源于印度本土；有人提出的与印度河文字的联系尚未得到证实。年代确凿的最早婆罗米文铭文是阿育王铭文；斯里兰卡阿努拉德普勒出土的带有几个婆罗米字符的陶片被定为公元前6—前4世纪，但仍有争议。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婆罗米文衍生出南亚和东南亚绝大多数的文字。北支经由笈多文发展为7世纪起见于记载的那格利文（Nagari），进而发展为8世纪起经常使用的天城文，今天天城文用于书写印地语、马拉地语、尼泊尔语和梵语。南支产生了泰米尔文、泰卢固文和卡纳达文等文字，并随商人和僧侣传到东南亚，在那里产生了高棉文、泰文、老挝文、缅甸文和爪哇文。藏文也源自印度的样板。所有这些文字基本上都保留了婆罗米文的原则：辅音带有元音 a，其他元音以符号附加。

佉卢文：从右向左

在次大陆西北部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使用的是另一种文字：佉卢文。它源自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统治时期在当地使用的阿拉姆文，并像阿拉姆文一样从右向左书写。不过，它与婆罗米文一样，采用固有元音 a 和元音符号的原则。沙赫巴兹加尔希和曼塞赫拉的阿育王敕令用佉卢文写成，第一号摩崖敕令中写的是 𐨢𐨿𐨪𐨨 𐨡𐨁𐨤𐨁（dhrama dipi），而不是东部的 dhaṃma lipi。dipi（“铭文”）一词与大流士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古波斯语 dipi 相同；根据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印度的 lipi 也是从波斯语借来的。

已知最古老的佛教写本，同时也是南亚现存最古老的写本，是用佉卢文和犍陀罗语写成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桦树皮卷子。大英图书馆于1994年购得的一组约八十件残片，年代为公元1世纪上半叶；这些卷子曾存放在陶罐中，可能来自阿富汗东部哈达（Hadda）周围的地区。在印度，佉卢文约在公元3世纪停止使用；在塔里木盆地的尼雅、于阗等绿洲，它存续得更久。

破译：桑吉的“布施”

中世纪时，关于婆罗米文的知识失传了，因为由它发展出来的各种文字已变得面目全非。19世纪，加尔各答孟加拉亚洲学会的学者们开始研究这些古代铭文。决定性的一步是在1837年由该学会的秘书、造币厂官员詹姆斯·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1799—1840）迈出的，他的工作建立在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埃德温·诺里斯、霍勒斯·海曼·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和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的研究之上。他注意到桑吉佛塔上许多简短的捐献者铭文都以同样的两个符号结尾，并猜测它们的意思是 dānaṃ，即“布施”。根据这些铭文和其他铭文，他推断出各个符号的音值，读出了德里和阿拉哈巴德石柱上的阿育王敕令。

普林塞普起初把自称“天爱喜见王”的国王当作斯里兰卡的一位统治者；后来他根据乔治·特纳（George Turnour）提请他注意的斯里兰卡巴利语编年史，将其认定为阿育王。佉卢文则由普林塞普（1835年）、克里斯蒂安·拉森（1838年）等人分别独立破译，所依据的是印度-希腊诸王的双语钱币，钱币正面是希腊文铭文，背面是用佉卢文书写的俗语铭文。

一位用印度语言书写的希腊人

印度北部的语言世界有多么丰富多样，可以从维迪沙附近贝斯纳加尔（Besnagar）的一根石柱上看出，那里距桑吉约11公里。这根石柱约在公元前113年由来自塔克西拉的狄翁之子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竖立，他是印度-希腊国王安提阿尔基达斯（Antialcidas）派往国王跋伽跋陀罗（Bhagabhadra）处的使节。石柱上的铭文不是希腊文，而是用婆罗米文书写的俗语。赫利奥多罗斯在铭文中自称婆薮提婆神的信徒（bhāgavata），并把这根石柱作为“迦楼罗旗柱”献给这位神；迦楼罗是毗湿奴的坐骑神鸟。下方一则较短的铭文列举了通往天界的三种美德（自制、慷慨和警觉），与《摩诃婆罗多》中的一节诗相对应。

亚历山大·坎宁安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描述过这根石柱，但直到1909—1910年，在石柱上厚厚的一层红漆被清除之后，H. H. 莱克（H. H. Lake）率领的团队才发现了铭文。

零与印度数字

我们今天所写的数字也来自印度。阿育王铭文中已经出现了婆罗米数字，起初没有零，也没有位值，十位和百位都有单独的符号。约从公元600年起，铭文开始使用一种十进制位值制，有九个数字，并用一个点表示空位；7世纪，天文学家婆罗摩笈多描述了把零作为一个数来进行计算的方法。在印度本土，年代确凿的最早带有零符号的铭文出自瓜廖尔的查图尔布杰神庙，年代为876年；在东南亚，早在683年的铭文中就有用点表示零的例子（柬埔寨、苏门答腊）。波斯和阿拉伯的数学家从印度学者那里接受了这套系统；约825年，花拉子米写了一部关于用印度数字计算的论著。列奥纳多·斐波那契通过他的《计算之书》（Liber Abaci，1202年）把它引入欧洲，欧洲人后来把这些数字称为阿拉伯数字。

巴克沙利手稿占有特殊地位：这是一部写在七十页桦树皮上的数学文献，1881年由一位农民在今巴基斯坦马尔丹附近的巴克沙利村挖出。它用夏拉达文的一种早期形式书写，所用语言接近梵语，并用一个点表示零。2017年，收藏这部手稿的牛津博德利图书馆宣布，放射性碳测年将其中一页定为公元3—4世纪，这部手稿因而被誉为零的最古老记录。这一测年受到数学史家（普洛夫克、林隆夫等人）的批评，2024年，牛津的实验室对五页（包括此前被定为公元3—4世纪的那一页）重新测年后，自己将手稿的年代改定为约800—1100年。因此，它很可能并不比瓜廖尔铭文更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