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

商朝最后的都城

汉字最早的成规模证据来自商朝。按现代通行的年代学，商朝约于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统治黄河流域。它最后的都城遗址今称殷墟（“殷的废墟”），位于河南省安阳附近。商代铭文本身称国家为“商”，称都城为“大邑商”；“殷”这个名称是到了后来的周朝才被用来称呼他们的。

晚商时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这座城市是十二位商王的都城；最迟到武丁在位时，它显然已经承担起这一角色。考古学家在约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掘出宫殿和宗庙的基址、王陵、青铜作坊和制骨作坊、车马坑，以及十万余片甲骨。1976年发现的妇好墓——妇好是武丁的一位配偶，也是一位军事统帅——是唯一一座未经盗掘的商代王室墓葬。商朝灭亡（通常定在公元前1046年）后，这座城市沦为废墟。殷墟自2006年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以火占卜

甲骨（“龟甲与兽骨”）主要是龟的腹甲（龟壳扁平的底面）和牛的肩胛骨，商代的贞人用它们进行火卜，即以火占卜。他们在打磨平整的甲骨上钻或凿出一排凹穴，再施以高温热源，直到正面出现裂纹，裂纹的形状大致像“卜”字（现代读bǔ）。这个字很可能描绘的就是这样的裂纹；按白一平（William Baxter）和沙加尔（Laurent Sagart）的构拟，它的上古汉语读音为*pˤok，或许是模拟爆裂的声响。

贞人就天气、收成、征伐、营建城邑、王室的生育和疾病以及祭祀等事向祖先和神灵发问。他们把问题刻在甲骨上，有时附刻商王的占断，极少数还记下实际的结果。完整的记录很少见：大多数卜辞只记日期、贞人名和所卜之事。日子以六十日为一个周期，由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而成。用过的甲骨被埋入窖穴，有时一坑达数百乃至数千片；1936年发掘的一个坑中就有一万七千多片。

对总数的估计不一：较早的统计为约13万至15万余片有字甲骨，最新的统计（葛亮2019年，2025年修订）约为16万片，分藏于中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最早的卜辞属于武丁时期。武丁在位的年数存在争议，但对其时期26片甲骨所作的放射性碳测年给出的年代为公元前1254—前1197年。因此，成篇汉语文献的开端通常定在约公元前1250至前1200年。

从药材到历史

收藏家的需求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盗掘，数以万计的甲骨流出安阳地区。“龙骨”的出处被追溯到安阳城外的小屯村；1910年，学者罗振玉确认这里就是商朝最后都城的所在，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James Menzies）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17年，王国维根据卜辞复原了商王的名号，并证明其先后次序与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相符。此前部分学者曾怀疑商朝是否真实存在，从此，商朝成了有据可查的历史。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在殷墟进行系统发掘；1929年至1937年由考古学家李济主持，1950年起由考古研究所继续进行——该所当年在中国科学院之下成立，1977年起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董作宾按贞人将卜辞分为五期，使断代成为可能。美国传教士方法敛（Frank H. Chalfant）于1906年把这种文字称为“inscriptions upon bone and tortoise shell”（刻在骨头和龟甲上的铭文）。中文名称“甲骨文”最早见于1921年史学家陆懋德的一篇文章，20世纪30年代成为通称。

延续三千年的文字

据传说，文字是神话中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的；相传他有四只眼睛，他造字之时，“天雨粟，鬼夜哭”。有据可查的文字史始于甲骨。甲骨上的文字已经十分成熟，能够记录成篇的语言，因此在此之前它必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也许长达数百年。然而至今尚未发现更早的证据：新石器时代陶器和骨器上的符号一般不连成串出现，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与商代文字存在联系。

汉字是语素文字：一个字记录一个词，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语素，而上古汉语的语素通常是单音节的。早在甲骨上，象形字就已与借来记录近音词的字以及由意符和声符组合而成的字并存。一项对甲骨文字的分析统计显示：象形字约占23%，会意字32%，假借字11%，形声字27%。当时的文字尚未规范：同一个字可以反写，可以旋转90°，也可以用不同的部件来写。

甲骨上可区分出约4000至5000个不同的字。按各种估计，其中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即约1000至1500个已被释读，另有数百个尚在讨论之中。然而，已释读的字涵盖了现代汉语核心词汇的很大一部分：由它们发展而来的文字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商人也用毛笔和墨书写，很可能主要写在编连成册的竹简上，“冊”（编连的简）和“聿”（手持毛笔）两个字就暗示了这一点，不过那个时代的简册一件也没有保存下来。自上而下竖行书写的习惯很可能也由此而来。

青铜器上的铭文

除甲骨外，商人以及其后的周人还在青铜礼器——鼎、钟等——上留下了文字。青铜器铭文（金文，“金属上的文字”）起初刻在泥范上，随器物一同铸出；后来也直接刻在铸成的青铜器上。现存带铭文的青铜器约有1.2万件。商代铭文很短，一到六个字，最多四十字，往往只记族名和器物所祭献的祖先。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时，百字以上的铭文很常见，内容记录册命任官、王的赏赐和征伐。金文字形比甲骨文更具图画性，因为在软泥上书写比在坚硬的骨头上容易。

已知最长的铭文见于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据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共500字，分32行竖写（裘锡圭统计为498字）。铭文中，宣王命毛公忠心辅政，追述王朝的奠基者文王、武王如何承受天命，并列出丰厚的赏赐；毛公在结尾答谢王恩，并作此鼎传于子孙。该鼎于1843年在陕西岐山县出土，几经易手，1949年被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春秋时期（公元前8至前5世纪）起，各国文字各自发展，到战国时期，楚、秦和东方诸国所用的字形已有明显差异。

竹书

早期中国的主要书写材料是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用毛笔书写，再用绳子编连起来。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以前的简牍没有保存下来；已知最古老的简牍出自这一时期的墓葬。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墓中发现了约800枚竹简，墓地离楚国都城郢不远。该墓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0年。这批用楚文字写成的文献中，有《道德经》部分内容的已知最早写本，以及若干此前不为人知的哲学著作。

1975年12月，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了约1155枚竹简，下葬时间约为公元前217年。竹简出自一位秦国书吏之手，内容包括秦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实用手册。其字体已比篆书更加方折平直，被视为隶书的早期形态。

一个帝国，一种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王征服了最后一个敌对国家，自号“始皇帝”，即秦始皇。他与丞相李斯一起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车轨、货币和文字。他们把秦国从周代文字发展而来的小篆定为帝国的标准字体；李斯废除了大部分异体字，并禁用被征服各国的地方文字。有学者认为，字形规范化的趋势早已开始，李斯只是将其完成。据中国古代注疏，他还编写了一部识字课本《仓颉篇》；其汉代传本与另外两部秦代字书合编后约有3300字，今仅存残篇。

据传统说法，从公元前213年起，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毁了大部分书籍，只保留星占、农业、医药、卜筮以及秦国历史方面的著作。秦帝国本身于公元前206年灭亡，但统一的文字比它存续得更久。

隶书

在官方的篆书之外，秦国还使用更通俗、更方折的字体。隶书（隸書）就是从这些字体中发展而来的：圆转的线条分解为平直的笔画，字的图画性逐渐消退。汉代文献把隶书的发明归于秦代的小吏，或归于狱吏程邈，但今天一般认为它是在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睡虎地竹简展现了它的早期形态。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隶书成为主要字体，到东汉末年成熟为八分书，字形宽扁，笔画呈波势，收笔上挑。

隶书后来又演变出行书和楷书（楷書），楷书至今仍用于印刷和书写。隶书由此淡化了汉字的图画渊源，其字形已经与今天的汉字相当接近。

公元175年至183年间，经学者蔡邕等人奏请，朝廷将儒家经典刻在46块石碑上，立于洛阳太学，使经文不再可能被篡改。这些石碑共刻约20万字，每块高约2.5米、宽约1米，所刻为当时官方认可的七部经典，其中有《易经》《诗经》和《论语》。汉朝灭亡后，石碑大多被毁，仅有残石传世。

六书

约公元100年，学者许慎完成了字典《说文解字》（說文解字，按传统解释为“说解独体之文，分析合体之字”）；其子于121年将它献给朝廷。据书末的叙，全书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每个字头均以小篆列出。它是第一部按共同部件——即所谓部首——分部编排汉字的字典；许慎共立540部，始于“一”，终于“亥”（地支的最后一个）。

在叙中，许慎首次为传统上划分汉字所依据的“六书”下定义并举例：象形（如“日”“月”）；指事，表示抽象概念（如用笔画写成的数字，或在一条横线的上方和下方作标记表示“上”和“下”）；会意（會意，如“看”，手在眼睛上方）；形声（形聲）；所谓转注（轉注，最难理解的一类）；以及假借。“來”就是假借：麦子的象形因为读音相近而被借来表示“来”，于是又为麦子另造了新字“麥”。

形声字有一个表示意义范畴的形旁和一个与所记之词读音相近的声旁；许慎用“从某，某声”的格式来描述它们。形声字占汉字的大多数：一项对现代汉语3500个常用字的分析显示，形声字约占58%，而在甲骨文中只占约四分之一。许慎既不知道甲骨，也没有见过大多数青铜器，后世学者纠正了他的许多分析。今天最常读的版本是段玉裁1815年刊成的《说文解字注》。

上古汉语与文言

从商代到大约汉代的铭文所用的语言称为上古汉语。主流观点将其归入汉藏语系，与藏语、缅甸语以及喜马拉雅地区和东南亚的许多语言同属一个语系。词大多是单音节的；白一平和沙加尔提出，有些词在完整音节之前还带有一个短的次要音节，就像现代高棉语那样。大多数近期的构拟都认为上古汉语没有声调：声调是后来由音节末尾的辅音演变而来的。

由于汉字并不直接记录读音，读音必须加以构拟。出发点是公元601年的韵书《切韵》，它反映的是中古汉语；再将其音类与《诗经》（公元前1千纪前期）的用韵以及汉字的声旁相比较。各家构拟在细节上互有出入，仍属假说；构拟形式用星号标出，如白一平和沙加尔（2014年）的“來”*mə.rˤək（来）和“麥”*mˤrˤək（麦子）。

从晚周和汉代文献的语言中发展出了文言。两千年来，人们一直用文言写作，尽管口语与它的距离越来越远。从公元2世纪起，文言传播到越南、朝鲜半岛、日本和琉球群岛，在那里长期是唯一的书面语；它的地位常被比作拉丁语在中世纪欧洲的地位。各国都用本国的读音来读文言，日本人就采用汉文训读的方法。在中国，与1919年五四运动相联系的文学革命之后，文言被白话文取代。由于许多原本不同的词如今读音相同，文言文读出声来很难听懂：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家赵元任用一首每个音节如今都读作shi、只靠声调相区别的诗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