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兰与乌拉尔图

大语系之外

在我们通过文字资料所了解的古代近东语言中，大多数属于两个大的语言家族：闪米特语族（阿卡德语、阿拉姆语、希伯来语）和印欧语系（赫梯语、古波斯语）。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在使用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方的语言。最著名的是苏美尔语（见“苏美尔与阿卡德”页面）；本页介绍另外两种：伊朗西南部的埃兰语和亚美尼亚高原的乌拉尔图语。它们彼此没有亲缘关系，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两种语言，主要是因为说这些语言的人采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

埃兰位于今伊朗的胡齐斯坦省和法尔斯省，包括苏萨周围的低地和安善周围的高地。埃兰语文献从公元前3千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灭亡。乌拉尔图是凡湖周围的一个铁器时代王国，地处今土耳其东部、亚美尼亚和伊朗西北部；其铭文的年代为公元前9世纪至前7世纪。

埃兰：低地与高地

苏萨是该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根据放射性碳测年，那里的定居始于约公元前4200年。“埃兰”这个名称本身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语 elam，阿卡德语 elamtu）；埃兰人称自己的国家为 Haltamti，在线形文字中写作 Hatamti。埃兰的历史主要通过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料为人所知，分为古埃兰、中埃兰和新埃兰时期。埃兰由若干较小的高地国家（阿万、西马什基、安善）与苏萨周围的低地联合而成，而苏萨在埃兰和美索不达米亚诸帝国之间几经易手。

埃兰国王一再插手美索不达米亚的事务。约公元前2004年，他们攻占乌尔，把乌尔的末代国王伊比-辛掳走。公元前12世纪，舒特鲁克-纳洪特一世袭击巴比伦尼亚诸城，把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石碑等战利品运到苏萨；1901—1902年法国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它。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约在公元前646年洗劫苏萨，并在铭文中夸耀自己在埃兰的土地上撒了盐。埃兰的一些小公国存续了下来，但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苏萨已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原始埃兰文

伊朗最古老的文字称为原始埃兰文。它只使用了很短的时间，约在公元前3100—前2900年，大致与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最早的原始楔形文字泥板同时，并与之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样形状的泥板、同样的刻写方式和同样的记账用途。然而符号是不同的。已知的泥板约有1600块，绝大多数出自苏萨，其余出自安善（马利安丘，Tall-e Malyan）、叶海亚丘（Tepe Yahya）、锡亚尔克丘（Tepe Sialk）以及远至伊朗东部的其他少数遗址。

这种文字至今仍未破译。数字可以读懂，因为它们与美索不达米亚泥板上的数字相似，所以许多文本的内容是已知的：它们是账目，例如山羊和绵羊的清点记录。书吏除了六十进制之外还使用十进制。其他符号有一千多个，大多可能表示整个词。书吏是否说埃兰语尚不清楚，因为这类记录几乎不透露任何语言信息。自2012年起，牛津大学的雅各布·达尔（Jacob Dahl）一直把泥板照片放到网上，让其他研究者也能参与破译。2022年，弗朗索瓦·德塞（François Desset）提议用他为线形埃兰文确定的音值来读一部分原始埃兰文符号；包括达尔团队在内的大多数专家没有接受这一提议。

线形埃兰文

晚了几个世纪的是线形埃兰文，见于少量刻在石器、陶土器物和银杯上的铭文；2021年的一份清单统计了51件文本和残片。其中最著名的出自国王普祖尔-因舒希纳克（Puzur-Inshushinak，其名字过去读作库提克-因舒希纳克）在位时期，他于公元前22世纪末统治苏萨。这种文字与楔形文字并用，记录的是埃兰语。它是否由原始埃兰文发展而来，尚有争议。

破译的第一步来自卢浮宫所藏的双语“狮子石板”（Table au lion），上面刻有阿卡德文和线形埃兰文。借助阿卡德文本，费迪南德·博克（Ferdinand Bork，1905年）和卡尔·弗兰克（Carl Frank，1912年）从中找出了神名因舒希纳克和国王普祖尔-因舒希纳克的名字，从而较有把握地确定了九个符号。此后，进展长期停滞。

法国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德塞宣布取得了突破。在来自私人收藏、不久前才面世的银杯上，他把反复出现的符号组认作国王希尔哈哈（Shilhaha）和埃巴拉特（Ebarat）以及神纳皮里沙（Napirisha）的名字，与格罗特芬德当年破解古波斯文的做法颇为相似。2020年他宣布，他和一个国际团队已经读通了所有已知铭文，2022年该团队发表了破译成果。据作者们说，这种文字是表音文字，表词符号即便使用也只是偶尔为之。曼弗雷德·克雷贝尼克（Manfred Krebernik）、马修·斯托尔珀（Matthew Stolper）和彼得·施泰因凯勒（Piotr Steinkeller）等亚述学家对此表示欢迎。另一些学者，如语言学家米夏埃尔·梅德尔（Michael Mäder），则更为谨慎：他们认为大约三分之一的符号是表词符号，并在等待这些文本的详细译文。因此，这一破译仅部分得到认可。

埃兰楔形文字与埃兰语

除了自己的文字，埃兰人还从美索不达米亚采用了楔形文字。已知最早的楔形文字埃兰语文本，是约公元前2250年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与一位埃兰统治者之间的条约：“纳拉姆-辛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纳拉姆-辛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埃兰书吏对这套系统做了大幅简化。在任何一个时期，他们只使用大约130个符号，在这种文字的整个历史中共有206个符号见于记载；大多数是音节符号，而表词符号逐渐增多。这种文字常常不区分元音，像 tir 或 tar 这样的符号主要用来书写两个辅音。

埃兰语是一种黏着语，用词根加上一串后缀构词。它的一个特点是有一组在名词上标示人称的后缀：sunki-k 意为“我，国王”，sunki-r 意为“（他，）国王”，sunki-p 意为“诸王”。同样的后缀会复制到修饰语上，因此“我，埃兰之王”是 u sunki-k Hatamti-k。动词通常位于句末。中埃兰时期（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被视为古典时期，但文献最丰富的阶段是波斯国王时代的阿契美尼德埃兰语。

按照主流观点，埃兰语是一种孤立语言，没有可证实的亲属语言。将其与其他语言联系起来的尝试中，最著名的是埃兰-达罗毗荼假说，它把埃兰语与印度的达罗毗荼诸语言以及巴基斯坦的布拉灰语联系在一起，由美国语言学家戴维·麦卡尔平（David McAlpin）自20世纪70年代起提出并发展。大多数语言学家不接受这一假说；2023年的一项详细评述得出结论：所提出的词汇对应要么意义不确定，要么过于简短，可能只是偶然的相似。把埃兰语与闪米特诸语言联系起来的提议也未得到认可。

恰高·赞比尔

在苏萨东南约30公里处，国王温塔什-纳皮里沙（Untash-Napirisha）下令修建了一座新的圣城。它在埃兰语中称为 Al Untash-Napirisha，后来在亚述文献中称为 Dur Untash，即“温塔什之城”；它现代的波斯语名称恰高·赞比尔通常译为“篮子丘”。他在位的年代并不确定，建造时间在公元前14世纪或前13世纪，通常采用公元前1250年这一年代。在三重同心城墙的中央，矗立着一座主要献给因舒希纳克神的塔庙，它是美索不达米亚以外为数不多的塔庙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也是同类建筑中保存最完好的。其底座约105×105米，原高约53米，如今高度略低于25米。

塔庙用泥砖砌成，外砌烧砖，每十一层砖中就有一层刻有铭文。考古学家共发现了5257块带铭文的砖，大多数是埃兰文，67块是阿卡德文。其中一则写道：“我，温塔什-纳皮里沙，洪巴努梅纳之子，安善与苏萨之王……建造了一座烧砖神庙和一座釉砖圣所；我把它献给因舒希纳克……并建起了一座塔庙。”按照主流观点，这座城市约在公元前645年被亚述巴尼拔摧毁，但也有学者认为它早在公元前12世纪末就已被废弃。1979年，恰高·赞比尔与波斯波利斯、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一起，成为最早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伊朗遗址。

波斯官员的语言

苏萨和安善归属波斯人之后，埃兰语并没有消失。阿契美尼德国王们把它定为其铭文的三种语言之一，另两种是古波斯语和巴比伦语；在贝希斯敦岩壁上，大流士铭文的埃兰语版本刻了两遍，留存下来的较晚副本分为三栏。薛西斯也在凡城的城堡岩壁上——正是昔日乌拉尔图的腹地——刻了一则三语铭文。在波斯本土，官员们用埃兰语书写：波斯波利斯的城防档案（公元前509—前493年）包含一万五千多份关于物资交付和配给的埃兰语记录（详见“古代波斯”页面）。

贝希斯敦铭文的埃兰语版本很难破解。古波斯语文本提供了钥匙，但埃兰语与任何已知语言都不相似，真正的进展直到19世纪40至50年代才出现。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把埃兰语版本交给埃德温·诺里斯（Edwin Norris），后者于1855年将其发表；当时人们认为这种语言是斯基泰语或米底语。“埃兰语”这一名称通常归功于阿奇博尔德·亨利·塞斯（Archibald Henry Sayce，1874年），朱尔·奥佩尔（Julius Oppert）于1879年出版了第一部语法。20世纪最初几十年，多明我会修士樊尚·谢伊（Vincent Scheil）发表了出自苏萨的更古老的埃兰语铭文。

乌拉尔图：凡湖畔的王国

“乌拉尔图”这个名称来自亚述语。在《圣经》中，这个国家被称为亚拉腊，《创世记》中挪亚方舟停靠的“亚拉腊山”即由此而来。乌拉尔图人自己从国王伊什普伊尼（Ishpuini）时起称其国家为 Biainili（比艾尼利）。亚述铭文早在公元前13世纪就提到了乌鲁阿特里（Uruatri），据较新的研究，它是奈里（Nairi）诸地之一；统一的王国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中叶。萨尔杜里一世（约公元前832—前820年）把权力中心迁到凡湖岸边的图什帕，那里的岩石城堡就在今天凡城附近。

公元前8世纪，乌拉尔图是近东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也是亚述的对手。它在阿尔吉什提一世及其子萨尔杜里二世统治时期达到鼎盛；阿尔吉什提把王国疆域扩展到阿拉斯河和塞凡湖。公元前714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洗劫了圣城穆萨西尔，那里有哈尔迪神的主神庙。由于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的袭扰，王国日渐衰落，于公元前6世纪初灭亡，最常见的说法是约在公元前590年被米底征服；也有学者认为它一直存续到该世纪中叶。

乌拉尔图语及其文字

乌拉尔图语与胡里语——米坦尼王国的语言，也是赫梯都城哈图沙许多文献所用的语言——一起构成了规模很小的胡里-乌拉尔图语系。这两种语言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初分化；乌拉尔图语与古胡里语最为接近，后者见于胡里语-赫梯语双语文本。有人提出它与其他语系（如东北高加索语系）有关联，但未获普遍接受。乌拉尔图语是一种作格语言：及物动词的主语采用一种特殊的格。铭文中的一个例子：Ḫaldi-ə ewri-ə inə É Argište-šə Menuaḫini-šə šidišt-u-nə，“为哈尔迪主神，梅努阿之子阿尔吉什提建造了这座神庙。”后缀 -šə 标示作格，修饰语“梅努阿之子”从它所修饰的名字那里复制了这一后缀。

图什帕最古老的铭文出自萨尔杜里一世时期，仍用亚述语书写；他的儿子伊什普伊尼是第一个用乌拉尔图语书写的国王。书吏采用了新亚述楔形文字并加以简化：除少数例外，每个符号只有一个音节音值，元音常常用一个附加符号来强化（ba-a）。他们还从亚述语中吸收了一些表词符号和限定符。保存下来的主要是刻在岩壁、石碑和建筑上的王室铭文，记载征战以及修建要塞和灌溉渠的情况，此外还有青铜器上的铭文和少量泥板。乌拉尔图语偶尔也用安纳托利亚象形文字书写；乌拉尔图是否有自己的图画文字，尚不确定。

凡城的乌拉尔图铭文于19世纪20年代末由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爱德华·舒尔茨（Friedrich Eduard Schulz）抄录，他于1829年在该地区遇害；他的笔记于1840年出版。亚述楔形文字破译之后，这种文字就可以读出，但其语言与任何已知语言都不相似。阿奇博尔德·亨利·塞斯于1882年破译了它，不过更实质性的进展要等到乌拉尔图语-亚述语双语铭文出现之后，首先是今伊拉克与伊朗边境上凯利欣山口（Kelishin）的石碑。格鲁吉亚历史学家吉奥尔吉·梅利基什维利（Giorgi Melikishvili）于1963年出版了乌拉尔图语语法，20世纪70年代，伊戈尔·贾可诺夫（Igor Diakonoff）系统地论证了它与胡里语的亲缘关系。

埃雷布尼与埃里温

公元前782年，阿尔吉什提一世在俯瞰亚拉腊平原的阿林别尔德（Arin Berd）山上建立了埃雷布尼要塞。1950年秋，康斯坦丁·霍万尼相（Konstantine Hovhannisyan）率领的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记载其建立的铭文：“凭借哈尔迪神的伟大，梅努阿之子阿尔吉什提建造了这座坚固的要塞，并为比艾尼利的荣耀、为使国王的敌人畏惧，将其命名为埃雷布尼。”图什帕的一则类似铭文说，他把来自哈特（Khate）和楚帕尼（Tsupani）两地的6600名战俘安置在这座新城里。

埃雷布尼后来发展成埃里温，埃里温的名称即源于此。因此，这座城市在1968年庆祝了建城2750周年，同年要塞旁的埃雷布尼博物馆开馆。这个名称本身的含义并不确定：一种解释把它与一个意为“夺取、俘获”的乌拉尔图语动词联系起来，因此它可能意为“征服”或“胜利”。在要塞中还发现了储存粮食、葡萄酒和油的仓库，里面有巨大的储物罐；仓库入口处萨尔杜里二世的一则铭文称，两座粮仓共储存了24100个计量单位的粮食。

青铜与乌拉尔图的遗产

乌拉尔图人是技艺高超的金属工匠。他们用失蜡法铸造小雕像、家具配件和大锅附件；用青铜薄板锤打并装饰头盔、腰带、盾牌和器皿。然而，亚述人夸耀从穆萨西尔掠走的贵金属珠宝，迄今发现得很少。乌拉尔图国王们下令修建灌溉渠，其中一些修建于梅努阿和阿尔吉什提一世统治时期的水渠至今仍在使用。

乌拉尔图灭亡后，乌拉尔图语不再被书写，很可能也随之消亡；在亚美尼亚高原，它逐渐被亚美尼亚语取代。早在大流士贝希斯敦铭文的巴比伦语版本中，古波斯语版本称为 Armina（亚美尼亚）的国家就被称作 Urashtu。根据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一些乌拉尔图语词汇和地名进入了亚美尼亚语，如 ulṭu“骆驼”（亚美尼亚语 ułt）或图什帕（亚美尼亚语 Tosp）。凡城（Van）的名称也常被认为源自乌拉尔图语的 Biainili，但这仍是一种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