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加：克丘亚语与奇普

四方之国

印加人起初只是众多安第斯民族中的一个。按照传统的年代学，他们以今秘鲁南部的库斯科为中心的小国于1438年开始扩张，那一年帕查库蒂（Pachacuti，克丘亚语Pachakutiy，意为“世界的翻转”）掌握了政权。他和他的儿子图帕克·尤潘基（Túpac Yupanqui）在几十年内征服了今秘鲁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继承者又走得更远。到16世纪初，帝国从今哥伦比亚的南端经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一直延伸到阿根廷西北部和智利中部。它是前哥伦布时期美洲最大的帝国。

印加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塔万廷苏尤（Tawantinsuyu）。克丘亚语tawa意为“四”，后缀-ntin表示一个属于一体的群体，因此这个名称的意思大致是“合为一体的四个部分”。四个地区（suyu）——西北的钦查苏尤、东北的安蒂苏尤、西南的孔蒂苏尤和东南的科利亚苏尤——在库斯科交会。帝国的人口有多少并不清楚，大多数估计在600万至1400万之间。inka一词指统治者（萨帕·印加，Sapa Inka）和统治贵族的成员，据估计这些人只有1.5万至4万。如今这个词通常用来指帝国的全体居民。

Runa simi：一种语言还是一个语系？

克丘亚语不是单一的语言，而是一个语系。其各变体之间的差别大致相当于斯拉夫诸语言之间的差别，相距遥远地区的使用者无法相互理解。自加里·帕克（Gary Parker）和阿尔弗雷多·托雷罗（Alfredo Torero）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以来，语言学家把它分为两大支：克丘亚语I支（中部），分布在秘鲁中部高原；克丘亚语II支（外围），包括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的北部变体，以及从阿亚库乔经库斯科到玻利维亚和阿根廷西北部的南部变体。中部支内部差异最大，因此人们在秘鲁中部寻找这一语系的发源地。

克丘亚语早在印加人之前就在传播。印加人崛起时，许多民族已经在说克丘亚语，而且它已经分化成了各种地区变体；印加人只是这些民族中的一个。不过，帝国把它带到了更远的地方。作为官方语言和通用语（即母语不同的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它被行政官员和迁徙的移民（mitmaqkuna）带到了从前不说这种语言的地方，比如今天的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南部。许多被征服的民族学会了克丘亚语，同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

印加行政使用的是哪一种克丘亚语，存在争议。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是库斯科的口语。如今更为普遍的观点是，行政依靠的是秘鲁中南部海岸的一种沿海变体，那里是富庶而人口众多的钦查和帕查卡马克王国的所在地；这种变体在征服后消亡了。它的痕迹似乎保留在最早借入西班牙语的词中：inka读作inga，kuntur读作kundur，西班牙语cóndor即由此而来。1560年，多明戈·德圣托马斯最先把这种语言称为quichua；征服之前使用者如何称呼它，并不清楚。现代的本族名称runa simi（“人的语言”）似乎也是到殖民时期才出现的。

帝国的诸语言与印加人的语言

塔万廷苏尤在语言上是多样的。在科利亚苏尤的高原（Altiplano）上，艾马拉语占主导地位；南部沿海说普基纳语，北部沿海说莫奇卡语（主要在兰巴耶克）和金南语（Quingnam），帝国边缘地区还有几十种其他语言，其中许多现已灭绝。艾马拉语与克丘亚语有大量共同词汇和一些引人注目的结构特征，因此这两个语系有时被合称为“克丘马拉语系”（Quechumaran）。大多数专家不接受这一假说，而是用长期接触和相互借用来解释这些相似之处。库斯科克丘亚语中的挤喉辅音和送气辅音（例如阿亚库乔克丘亚语中就没有）很可能也源自艾马拉语。

印加人彼此之间说什么语言，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7世纪初，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写道，印加人有一种自己特有的语言，只在他们内部使用，不许别人学习。证据很少：殖民时期文献中的几个词和专有名词。一种假说主要由秘鲁语言学家罗多尔福·塞隆-帕洛米诺（Rodolfo Cerrón-Palomino）提出，认为那是一种接近普基纳语的语言；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艾马拉语，或受艾马拉语影响的普基纳语。这些假说都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克丘亚语并不是印加人的原初语言，尽管如今人们常称它为“印加人的语言”。

奇普：绳结中的记录

狭义上的文字，即记录口语的符号，印加人显然并不知晓。然而，他们帝国的行政管理依靠记录：奇普（克丘亚语khipu或kipu，意为“结”）。奇普由一根主绳和挂在上面的其他绳子组成，有的奇普只有几根，最大的则有几千根；垂绳上还可以再系上次级的附属绳。绳子用棉花或大羊驼、羊驼等骆驼科动物的毛纺成。信息不仅蕴含在绳结的类型和位置中，也蕴含在绳子的颜色、顺序、捻向和系接方式中。

奇普比印加人更古老。最早的无争议实例是约公元600—1000年的奇普，被归于瓦里国家。它们比印加奇普小，绳子缠有鲜艳的色线，其打结体系至今尚未弄懂。卡拉尔（约公元前3000—前1800年）和帕拉卡斯晚期更早的发现能否算作奇普的前身，存在争议。印加人用奇普记录人口普查、赋税和劳役（mit'a）、仓储物资、军队和历法。

打结和解读奇普的是奇普卡马约克（khipukamayuq，“奇普专家”）。据殖民时期的编年史，贵族子弟在名为yachay wasi（“学问之屋”）的学校里，于第三年学习解读奇普。1533年，埃尔南多·皮萨罗（Hernando Pizarro）沿王家大道从高原前往海岸时记录道，奇普卡马约克在奇普的一段上解开绳结，又在另一段上重新打结，这很可能是他们在向西班牙人发放补给。这大概是欧洲人对奇普的最早记载。瓦曼·波马·德阿亚拉后来写道，奇普卡马约克闭着眼睛也能“读”奇普。

奇普记录了语言吗？

奇普承载数字，这一点是美国人莱斯利·利兰·洛克在1912年证明的，他描述了奇普绳结的十进制位值制。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玛西娅·阿舍尔（Marcia Ascher）和罗伯特·阿舍尔（Robert Ascher）分析了数百件奇普，证明大多数绳结记录的是可以系统解读的数字：一根绳的数值往往是其他几根绳的总和，有时甚至是总和的总和。不过，有些数字组显然并不表示数量，而是用作代码，有点像现代的邮政编码；阿舍尔夫妇称之为“数字标签”。

奇普是否也保存了语言，比如人名、叙事或历史，尚不得而知。据殖民时期的文献，奇普卡马约克向西班牙人提供了有关人口普查、贡赋、仪式、历法和谱系的信息，印加史家在讲述帝国往事时也会使用奇普；至于故事是存在于绳结之中，还是仅存于讲述者的记忆之中，从文献中无法判断。加里·厄顿认为奇普是一种二进制编码的符号系统，也可能承载过语言信息。2005年，他和卡丽·布雷津提出，利马附近普鲁丘科出土的奇普开头的三个8字结组成的序列，可能代表这个地名，或者代表奇普的制作者或主题。2011年，有人描述了圣塔谷地（Santa）的六件殖民时期奇普与同一地区的一份西班牙文登记册之间可能存在的对应关系。

萨宾·海兰认为，圣胡安德科利亚塔村殖民时期的“书信”奇普（可能出自18世纪一次反抗西班牙人的起义期间）通过动物纤维的种类和绳子的颜色，以表音方式记录了两个亲族群体（ayllu）的名称。由于这些是殖民时期的物品，可能受到过欧洲文字的影响。弗兰克·萨洛蒙（Frank Salomon）则相反，他把奇普视为一种表意符号系统（semasiographic），即不与某种特定语言的语音挂钩而传达意义的系统，就像乐谱或数字一样。所谓“那不勒斯手稿”称奇普记录了音节，其真实性受到专家质疑。至今没有公认的破译，因此奇普通常不被视为狭义上的文字。

现存奇普的确切数量并不清楚。西班牙人毁掉了许多奇普：1583年，第三次利马主教会议下令焚毁那些记录了向旧神献祭的奇普。2003年，加里·厄顿估计现存奇普约有600件；2021年的一项调查在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统计出近1400件。在一些安第斯村庄，例如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帕斯（San Cristóbal de Rapaz），奇普至今仍作为公共遗产保存着，尽管已经没有人能读懂它们了。

托卡普：装饰还是符号？

学者们在安第斯地区寻找文字的第二个系统是托卡普（tocapu，克丘亚语tuqapu）：嵌在正方形或长方形格子里的小型几何图案。它们被织入纺织品，尤其是统治者和高级贵族的束腰外衣（unku），也被绘在木板和qiru礼仪杯上。在纺织品上，它们或单个重复，或排成带状（例如沿着束腰外衣的下摆），或者看不出明显的顺序。

由于同样的图案出现在不同的物品上，而且其选择看起来并非随意，学者们提出疑问：托卡普是否构成了一个符号系统——世系和行省的徽记、表意符号，甚至文字？17世纪初，编年史家胡安·德圣克鲁斯·帕查库蒂·扬基（Juan de Santa Cruz Pachacuti Yamqui）记载说，曼科·卡帕克（Manco Capac）创立了一种习俗，让每个行省和城镇选择一个表示其起源的标志，即它的paqarina（一个世系从中诞生的圣地）；一些学者把这与托卡普联系起来。据克里斯蒂亚娜·克拉多斯（Christiane Clados）的研究，印加人从更早的蒂瓦纳科文化和瓦里文化的艺术中借用了一些图案。至今无人提出破译方案，托卡普是否记录了什么，仍不清楚。

征服与最早的书籍

1532年11月，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168人在卡哈马卡俘获了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阿塔瓦尔帕刚刚在内战中战胜了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瓦斯卡尔。他以黄金和白银支付赎金以求获释，但西班牙人仍在1533年处死了他。最后的印加政权比尔卡班巴于1572年陷落，图帕克·阿马鲁（Túpac Amaru）被俘并被处决。克丘亚语并没有随着帝国一同消失：西班牙人把它作为“通用语”（lengua general）用于行政，尤其是传教。

多明我会修士多明戈·德圣托马斯（Domingo de Santo Tomás）约于1540年来到秘鲁并学会了克丘亚语。1560年，他在巴利亚多利德出版了一部语法书《秘鲁诸王国印第安人通用语语法或技艺》（Grammatica o arte de la lengua general de los Indios de los Reynos del Perú）和一部词典《秘鲁通用语词汇》（Lexicon o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general del Perú）。它们是这种语言最古老的较完整记录。它们反映的很可能是一种沿海变体，据一些学者认为与印加行政语言相近，并夹杂着其他方言的成分。1571年，利马大教堂设立了克丘亚语讲席；16世纪70年代末，掌握这种语言成为秘鲁神父的必备条件。

转折点是第三次利马主教会议（1582—1583年）。会议把基本的教会文本译成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由此确立了一种共同的书面标准，今称古典克丘亚语或殖民时期克丘亚语。它以南部克丘亚语为基础，但避免使用只有在库斯科才能听懂的词。1584年，从墨西哥来的印刷商安东尼奥·里卡多（Antonio Ricardo）在利马印刷了三语的《基督教教义与教理问答》（Doctrina Christiana y catecismo），此书一般被视为南美洲印刷的第一本书。1586年，又出版了一部佚名的语法书和词典。会议翻译的祈祷文经方言调整后至今仍在使用。

古典克丘亚语用于布道、告解手册、书信、请愿书和地契。最有价值的文本是《瓦罗奇里手稿》（年代定为1598年或1608年），由原住民作者在神父弗朗西斯科·德阿维拉（Francisco de Ávila）的指导下写成：它直接用克丘亚语记录了安第斯省份瓦罗奇里的神话和仪式。从17世纪中叶起，殖民政策转向西班牙化；在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起义（1780—1782年）被镇压之后，当局禁止了克丘亚语文学和戏剧，并废除了利马圣马尔科斯大学的克丘亚语讲席。

两位编年史家

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1539—1616年）生于库斯科，父亲是西班牙征服者，母亲是印加公主；克丘亚语是他的母语。1560年他前往西班牙，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的《印卡王室述评》（Comentarios reales de los Incas，1609年）描述了印加人的历史、宗教和习俗，解释了克丘亚语词语的含义，也提到了奇普上的数字记录。这本书成为流传最广的印加历史记述；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起义之后，王室下令查禁此书。

费利佩·瓦曼·波马·德阿亚拉（Felipe Guaman Poma de Ayala，约1535年—1616年后；他的出生年份不确定，可能晚至1550年）不是印加人，而是出身于另一个原住民贵族家族。他会说几种克丘亚语变体和艾马拉语。他曾作为译员随神父克里斯托瓦尔·德阿尔沃诺斯（Cristóbal de Albornoz）参加清除所谓偶像崇拜的运动，后来又为梅塞德会修士马丁·德穆鲁亚（Martín de Murúa）的编年史绘制插图。1600年至1615年间，他撰写并绘制了《新编年史与良好政府》（El primer nueva corónica y buen gobierno），呈献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全书1189页，其中有398幅整页插图。这部编年史讲述了自印加之前起的安第斯历史，是整个殖民时期原住民作者所写的对殖民统治最为详尽的批判。它主要用西班牙语写成，但夹杂着克丘亚语的词语、短语乃至整段文字，因此也是研究这种语言的宝贵资料。

国王从未收到这部编年史。这部手稿最迟从17世纪60年代起就收藏于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图书馆，1908年德国学者理查德·皮奇曼（Richard Pietschmann）在那里发现了它。1936年在巴黎出版了摹本，1980年出版了约翰·穆拉（John Murra）和罗莱娜·阿多诺（Rolena Adorno）的校勘本，自2001年起，整部手稿均可在网上查阅。

今天的克丘亚语

综合2001—2017年的人口普查，在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阿根廷和智利说克丘亚语的人有近700万（《民族语》2022年版给出的数字是720万）。人口普查很可能低估了使用者人数；2004年前后的较早估计为800万至1000万。它是美洲使用人数最多的原住民语系。在秘鲁2017年的人口普查中，约370万人（略低于总人口的14%）将其报为母语。1975年，秘鲁成为第一个把克丘亚语定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在玻利维亚，2009年宪法将其列为官方语言之一；在厄瓜多尔，它被称为基丘亚语（Kichwa），是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语言。

经过几个世纪的压制，克丘亚语主要成了一种农村语言，许多家庭把孩子送进西班牙语授课的学校，希望他们有更好的前途。因此，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推行了跨文化双语教育，并为医疗和法院培训译员，秘鲁国家电台也用克丘亚语广播。2019年，利马圣马尔科斯大学首次有一篇用克丘亚语撰写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克丘亚语借用了数百个西班牙语词（waka“牛”来自vaca，iskwila“学校”来自escuela），而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反过来也从克丘亚语中借词：papa“土豆”、玻利维亚的wawa“婴儿”和秘鲁的soroche“高原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