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的语言

语言是怎样衰退的

今天正在衰退的大多数语言，并不是因为使用者逐渐死去而消失，而是因为群体逐渐转向另一种更有声望或更有实用价值的语言。语言学家称之为语言转移。决定性的时刻是父母不再对子女说这种语言。代际传承的中断会滞后显现：这种语言可能在成年人和老年人中还会存活几十年，却没有年轻的使用者来传承它。

濒危程度最常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六级量表来描述：安全、脆弱、确有危险、严重危险、极度危险和灭绝。2003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的一个专家组提出了语言活力的九项因素。排在首位的是代际传承；其他因素包括使用者人数及其占人口的比例、语言的使用领域，以及群体和国家的态度。本地图集的活力等级取自Glottolog，后者可对应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量表；本地图集还标出了复苏中的语言：即没有母语使用者、但正被重新学习和使用的语言。

语言复兴是有意识地阻止或逆转这一过程的努力。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约书亚·费什曼（Joshua Fishman）在《逆转语言转移》（Reversing Language Shift，1991）中指出，除非这种语言重新成为家庭和街坊邻里的语言，否则学校、政府机关和媒体都是不够的。本页的三个主要案例——威尔士语、毛利语和马恩语——起点截然不同。

威尔士语：本国的少数

威尔士语（Cymraeg）是凯尔特语族布立吞亚支的语言，与布列塔尼语和康沃尔语有亲缘关系，自中世纪早期以来一直在威尔士使用。然而，1535年和1542年的法令把威尔士纳入英格兰法律体系，其中第一部法令规定公职只授予使用英语的人。尽管如此，威尔士语的书面传统并未中断；按照主流看法，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1588年的《圣经》译本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成为书面语的典范。

19世纪，威尔士语成了学校里没有容身之地的语言。1847年发表的一份关于威尔士教育的政府报告贬低威尔士语和威尔士人的道德，在威尔士被称为“蓝皮书的背叛”（Brad y Llyfrau Gleision）。即使学生几乎听不懂，教学也用英语进行；有些学校还使用“威尔士禁语牌”（Welsh Not）——一块挂在被抓到说威尔士语的孩子身上的木牌。许多家长本身也支持英语教学，认为这是出人头地的途径。

人口普查记录了这一衰退。1891年，威尔士三岁及以上人口中有54%说威尔士语（910,289人）；到1981年，这一比例只有19%（503,532人），是历次普查中绝对人数最低的一次。不过，威尔士语从未停止作为部分儿童的第一语言，尤其是在该国北部和西部。

威尔士语：学校、电视和立法

复兴始于教育。1939年，伊凡·阿布·欧文·爱德华兹（Ifan ab Owen Edwards）在阿伯里斯特威斯创办了第一所威尔士语授课的小学（Ysgol Gymraeg Aberystwyth）；1956年，第一所威尔士语授课的中学在里尔开办（Ysgol Glan Clwyd）。1962年成立的威尔士语言协会（Cymdeithas yr Iaith Gymraeg）开展运动——包括公民不服从——争取在公共行政、路标和广播中使用威尔士语。威尔士语电视频道S4C于1982年开播。

随后是立法。《1967年威尔士语言法》保障了在威尔士的诉讼程序中使用威尔士语的权利。《1993年威尔士语言法》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在威尔士的公共事务和司法中，在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威尔士语和英语应受到平等对待；该法设立了威尔士语言委员会，并要求公共机构制定威尔士语计划。当时的威尔士国民议会通过的《2011年威尔士语（威尔士）措施》明确赋予威尔士语官方地位，并以威尔士语专员取代该委员会，专员有权强制公共机构和部分企业履行义务。

在2021年人口普查中，威尔士有538,300名三岁及以上的居民（17.8%）表示会说威尔士语。这比1981年或1991年都多，却是普查史上最低的比例，低于2001年的20.8%。年度人口调查（Annual Population Survey）等抽样调查给出的数字一贯更高，主要是因为提问方式不同，人们对自己能力的评估也不同。威尔士政府在“威尔士语2050”（Cymraeg 2050）战略中定下了到2050年达到一百万使用者的目标。

毛利语：从多数人的语言到少数人的语言

毛利语（te reo Māori）是新西兰原住民的东波利尼西亚语言，也是南岛语系中分布最南的成员。19世纪，大多数毛利人说毛利语，在农村地区，一些移民的孩子也会说。然而学校政策推行英语：1847年的《教育条例》使英语成为学校的主要语言；20世纪初，毛利学生如果在课堂或操场上说毛利语，就会受到惩罚，往往是体罚。许多家长接受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希望子女在说英语的社会中取得成功。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毛利语仍是大多数毛利人的第一语言。战后衰退加速，因为毛利人大批迁入城市，孩子们在远离祖父母的地方长大，而祖父母在传统上对家庭生活有很大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母语者水平的毛利人已不足20%，其中许多人在家里也不再使用它。早在20世纪70年代，年轻毛利人的团体（其中包括Ngā Tamatoa）就开展运动，争取在学校教授毛利语；1972年，一份有数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给了议会。毛利语周（Te Wiki o te Reo Māori）自1975年起每年举办。

语言巢、学校和官方地位

毛利语复兴最著名的手段是kōhanga reo，字面意思是“语言巢”。第一所于1982年在惠灵顿附近的怀努伊奥马塔开办，三年后已超过300所。这是为六岁以下儿童开办的幼儿园，只说毛利语，由家族（whānau）自己经营，并有受尊敬的长者（kaumātua）参与。继之而起的是用毛利语授课的学校kura kaupapa Māori——第一所开办于1985年——其地位由《1989年教育法》确定。其他群体也采纳了语言巢的理念，其中包括夏威夷人（Pūnana Leo）。

1986年，负责审理毛利人依据《怀唐伊条约》（1840年）提出的诉求的怀唐伊法庭认定，毛利语是一种taonga，即受该条约保护的珍宝。议会随后通过了《1987年毛利语法》，使毛利语成为官方语言，保障了在法庭上使用它的权利，并设立了毛利语委员会（今称Te Taura Whiri i te Reo Māori）。2016年，该法被Te Ture mō Te Reo Māori取代。

在2023年人口普查中，新西兰有213,849名居民（4.3%）表示能用毛利语就日常事务进行交谈，高于2013年的148,395人。在毛利族裔中，这一比例为20.5%。这些使用者的熟练程度差别很大，只有少数人在家中以毛利语为主要语言。2011年，怀唐伊法庭警告说，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期出现真正的复兴之后，这种语言又在走弱，部分原因是曾引领复兴的年长母语使用者相继离世。

马恩语：没有消失的语言

马恩语（Gaelg）是爱尔兰海中马恩岛上的盖尔亚支凯尔特语，与爱尔兰语和苏格兰盖尔语关系密切。亨利·詹纳（Henry Jenner）在1874年估计，岛上仍有约30%的人口说马恩语。然而，父母认为英语更有用，不再把它传给子女；在1961年的人口普查中，只有165人报告懂马恩语。

马恩语协会（Yn Çheshaght Ghailckagh）成立于1899年。到20世纪中叶，只剩下少数年老的母语使用者；1948年，在埃蒙·德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的倡议下，爱尔兰民俗委员会为他们录了音，这些录音后来帮助了复兴。1974年12月27日去世的内德·马德雷尔（Ned Maddrell）常被称为马恩语最后一位母语使用者——更确切地说，是最后一位在以马恩语为日常语言的群体中长大的人。对于濒临消亡的语言，“最后一位使用者”总是某种程度的简化，因为母语使用者、只在童年听过这种语言的人和后来才学会的人之间，界线往往是模糊的。

马恩语从未完全停止使用。热心者向最后一批使用者学习，也从书面材料中学习，其中包括1775年首次以单卷本完整出版的马恩语《圣经》译本。1992年成立了由布赖恩·斯托韦尔（Brian Stowell）领导的马恩语工作组，今天马恩语作为选修课在岛上所有中小学讲授。位于圣约翰斯的小学Bunscoill Ghaelgagh几乎全部用马恩语教学（2016年有67名学生），Mooinjer Veggey游戏小组则让更小的孩子接触这种语言。第一部马恩语长篇小说于2006年问世。

在2021年人口普查中，岛上有2,000多名居民报告对马恩语有一定了解，几乎都是作为第二语言；从出生起就在马恩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是否算作新的母语使用者，尚有争论。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濒危语言地图集》把马恩语列为灭绝，尽管岛上有数百人会说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来把它的等级改为极度危险。本地图集依据Glottolog（来源：ElCat）把马恩语列为复苏中的语言。

希伯来语：一个特例

希伯来语（עברית，ivrit）是唯一公认的例子：一种几个世纪没有母语使用者的语言，重新成为整个群体的母语——如今是数百万人的母语。它在古代晚期不再是母语，但从未停止被书写和阅读：它用于祈祷、学术和文学，也是母语各不相同的犹太社群之间的交流工具。因此，复兴并非从零开始。所缺少的是表达现代世界的词汇，尤其是把这种语言传给子女的家庭。

这次复兴最常与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1858—1922）联系在一起：他于1881年定居耶路撒冷，在家中只说希伯来语，出版希伯来语报纸，创造新词，并开始编纂一部大型词典。他的儿子伊塔马尔·本-阿维（Itamar Ben-Avi，生于1882年）常被称为现代希伯来语的第一位母语使用者。不过按照主流看法，本-耶胡达的作用主要是倡导者和象征。起决定作用的，是移民农业定居点中的希伯来语学校——例如在里雄莱锡安，从1886年起教学完全使用希伯来语——以及把希伯来语当作自己语言的孩子们。希伯来语研究院（1953年）的前身希伯来语委员会成立于1890年；1922年，希伯来语成为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官方语言之一，自1948年起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关于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的页面对此有更详细的叙述。

这里为什么能成功，通常用一系列难以在别处重现的条件组合来解释：母语各异的移民需要一种共同语言，希伯来语有丰富的书面传统，而对新的群体来说，它是民族复兴的象征。复兴后的语言与古代语言有多大差异，尚有争议。语言学家吉拉德·祖克曼（Ghil'ad Zuckermann）认为，今天的以色列希伯来语是一种混合语言，带有浓厚的意第绪语和更广泛的欧洲语言成分；其他学者则强调它在语法和词汇上与早期希伯来语的连续性。